8/10。很難繞開導演的巴勒斯坦身份去討論影片，例如他的鄰居堂而皇之進入院子里偷檸檬、剪樹枝直至據(jù)為己有，似乎嘲諷了巴以的鄰里關系，再如導演來到巴黎時，觀察到黑人清潔工不滿地看著法國慶典，也能夠理解以色列境內巴勒斯坦人的心境。但更多時候蘇雷曼的輕盈手法是反意圖闡釋的，從巴勒斯坦（街頭械斗、賞鴿的警察對醉漢熟視無睹），巴黎（電輪滑警察、用蘋果電腦寫作與飛入屋內的鳥）再到紐約（公園的天使女人、機場安檢時環(huán)身旋轉的探測器），許多橋段魔幻而記憶猶新，但愉快的奇遇中仍逃不了外界對巴勒斯坦人的特殊性審視，巴黎的制片人因企劃‘‘不夠巴勒斯坦’’而否決他，紐約的黑人出租車司機不斷驚嘆他的巴勒斯坦身份（免了車費），即使在美籍阿拉伯人支持巴勒斯坦的禮堂集會，也不許鼓掌太多，隱晦顯示出一種異鄉(xiāng)人的身份禁錮與失語狀態(tài)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