邪教和暴力事件的場景本身在倫理的狀態(tài)下被隱去，但影片的開場卻像是某種氣體在影片之中的延伸，災難性的事件滲入日常。同為“后奧姆”影片，《距離》可能是是枝裕和在表面上最接近立教一派或河瀨直美的影片，手持攝影機展開了一個幽冥的森林空間，森林性和寒冷感取代了不安空氣，once and for all，一場悼亡就是所有的悼亡。是枝裕和仍然迷戀某種“悼亡共同體”所組成的非原生家庭，以及人物之間微妙的情感關系。臨時過夜的房屋承擔了教堂懺悔室等功能，引出影片的另一個維度，正如馬諾維奇對這位此時仍屬年輕的導演的關注：《距離》是半部檔案影像，包括煙火氣十足的城市街區(qū)之中人物的對話，行走，爭吵；也包括看守所會面室的紀錄影像中對于面孔的強制注視。是枝裕和在之后的創(chuàng)作中越來越傾向于前者而拋棄后者。